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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樓:“中國秋葉原”三十年浮沉錄(上)

鼓樓:“中國秋葉原”三十年浮沉錄(上)

來源TGBUS原創作者建安余韻2018-09-28

合眾人的“最好”以調和折衷,造出一個偶像,此即所謂“鼓樓的黃金時代”。

晨鐘暮鼓

與北京那些不勝計的狹窄老巷子不同,地安門大街十分寬敞,東西向橫亙在北京的中軸線上。當年這里本有座氣象恢弘的地安門和老城墻,1954年把城門和城墻拆了辟作馬路,才有了這般光景。

穿過老城門改造而成的干道,沿地安門外大街徑行往北,在老城區中軸線的盡頭,始建于元代的鐘鼓樓便坐鎮于這北京城古今的分界點上。歷史上鐘鼓樓雖經多次火災與戰亂破壞,仍能得以重建保全,巋然屹立在此700多年。

鼓樓在前,紅墻金瓦,微胖。

鐘樓在后,灰墻綠瓦,略瘦。

鼓樓:“中國秋葉原”三十年浮沉錄(上)

鼓樓

在古代,鐘鼓樓肩負報時職能。每天亮更(3點-5點)及定更(19點-21點)先擊鼓后撞鐘,其他更天則只擊鼓不撞鐘。敲鼓與撞鐘方法相同,北京民諺歸納為“緊十八,慢十八,不緊不慢又十八”,如此重復兩通,共計一百零八下。因為一年有十二個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侯(五日為一侯),相加之和為一百零八,所以古人用一百零八象征一年。

每到定更天鼓響,百業漸歇,城門關閉,內外城交通隔絕;待到來日亮更天伴晨鐘復啟,九流十家內外交通,羈旅往來不絕,城市重新運轉。是以鐘鼓樓成為北京一個文化符號,老北京形容帝都的生活“晨鐘暮鼓、鐘鼓相聞”。

鐘鼓樓的報時傳統一直延續到民國。1924年已是民國12年,五四運動業已過去五年了,然而鐘鼓樓卻仍屬前清的鑾輿衛管轄,北京還能聽見鐘鼓和鳴,定更后還有九門提督衙門的差役出來巡街打更,顯出不合時宜的前朝余續。后馮玉祥進京,將溥儀趕出紫禁城,鐘鼓樓才徹底卸下職能,變成純粹的古跡。

對北京人來說,鐘鼓樓,就是時間概念的具現。

傳統又常新的街巷

鼓樓是傳統的。

鼓樓一代擁有保存較完好的胡同和四合院建筑群,是北京最著名的民俗旅游景區。街道兩旁清一色磨磚對縫的古典風格建筑與鼓樓相對望——雖屢有修補、翻新,店鋪也換了幾茬,然多年來大抵還是這副風貌。

地安門外大街徑直向北延伸,到鼓樓腳下被東西兩向分隔出了涇渭,形成一個三叉路口:鼓樓西大街沿什剎海折向北通德勝門;向東去是鼓樓東大街——今天中外馳名的民俗旅游景點南鑼鼓巷,出口就在這趟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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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地圖

以地外大街為經,鼓樓東大街做緯,隔出的這塊只有0.88平方公里的街區,星羅棋布著僧王府、可園、末代皇后婉容故居等37座文物古跡;往西去有北京最古老的商業街煙袋斜街;穿過斜街就到了什剎海——名字叫“海”,其實是人工湖,據說過去此湖沿岸有十座佛寺,因此得名“什剎海”。

什剎海湖面最窄處,銀錠橋像一條元寶裝飾的玉帶,收緊了湖水的纖腰,連接起東西兩岸,并以橋為界區分出了前后海:橋南為前海,橋北為后海。銀錠橋始建于明朝,后屢經翻修。1910年,汪精衛在此橋下埋炸彈,意欲暗殺溥儀生父、清朝攝政王載灃,后因事敗被捕。汪在獄中做好了就義覺悟,寫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壯懷詩篇,其事跡傳誦一時,銀錠橋也藉此馳名全國——然而后來因汪精衛名聲太臭,這典故便少有人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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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錠橋

早年什剎海廣植荷花,沿湖垂柳傍岸。每臨盛夏,荷花映日,風吹柳動,窸窣有聲。清代竹枝詩贊道:“地安門外賞荷時,數里紅蓮映碧池,好是天香樓上座,酒闌人醉雨絲絲。”待到傍晚,天光云影間彤霞掩映,吃罷了晚飯的老人坐在湖邊的石椅上,身旁的收音機流出京劇、鼓曲的唱段,有時興致來了,還跟著收音機唱上幾句,有板有眼,伴蟬鳴相和,畫面動人心魄。這些北京大爺特別可愛,甭管認不認識,只要過去問候一句“大爺您挺好的?”老人就能拉著你聊半天。

鼓樓也是常新的。

鼓樓自元代起就是北京最重要的商業區之一。什剎海曾是連接大運河與海路漕運的樞紐,百市興旺,商賈如云;鼓樓周邊居民,不是過去的八旗貴胄、達官顯貴,也多是三代以上的老北京;而再往北不到兩公里還有解放軍總政大院,這些大院子弟普遍家底殷實,消費能力強;鼓樓周邊有多所學校,其中包括有100多年辦學史的鴉兒胡同小學、80多年辦學史的北京市第十三中學,以及培養了陳道明、姜文等人的名校中央戲劇學院等等,文化氛圍濃厚,年輕人很多。

或許是因為以上歷史和社會原因,鼓樓成了北京年輕人的潮流集散中心,無數模玩手辦、輪滑、球鞋之類的店鋪,隨著社會流行趨勢在鼓樓留下過自己的印記;全長不過1.1公里的鼓樓東大街兩側有十幾家樂器行,被譽為北京的“音樂一條街”;后海沿岸有100多間酒吧,是年輕人和外國游客消遣的圣地。這些酒吧與北京傳統文化的融合也饒有趣味:過去歌手在酒吧霓虹燈下彈唱,相聲藝人則在傳統茶樓和炸醬面館里說相聲,彼此涇渭分明;而現在,茶樓面館里不時會想起民謠歌手的吉他,在酒吧也能聽見相聲藝人使灌口——估計放眼全國,這種奇妙體驗也只有北京鼓樓獨一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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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夜景

但以上這些,都沒有游戲給鼓樓留下的烙印深重——從80年代末到21世紀頭十年,游戲,曾是鼓樓的標簽。地安門外大街加鼓樓東大街全長約1.8公里,今天看來,這里只是普通的民俗商業街——但在不到二十年前,這段不足兩公里的街道旁羅列著多達五六十家ACG類門店,以游戲店居多;如果再算上那些只是兼賣一點盜版游戲、周邊、動畫光盤的其他店鋪,巔峰時期兩條街上做ACG生意的商戶多達百余家,被譽為“中國秋葉原”。

然而今天,伴隨著潮流起伏,兩趟街上的ACG類門店只有12家游戲店、1家模玩手辦店和1家桌游吧幸存,動漫專門店和女仆咖啡廳之類的店鋪全軍覆沒,早已不復當年盛況。

我們今天的故事,就是有關鼓樓腳下這兩條大街的——可以說這兩條街的故事,是北京兩代玩家成長的故事,也是電玩在北京發展三十年的縮影。

星星之火

鼓樓與游戲的緣分之深厚,堪稱罕見:從電子游戲進入中國伊始,鼓樓的發展軌跡就與游戲緊緊結合在一起。游戲之于鼓樓的歷史,甚至遠超“二次元”之于日本秋葉原的歷史。

盡管北京直到80年代末才出現第一家游戲專門店,但鼓樓的孩子對游戲卻并不陌生。鼓樓西南1.5公里是小西天,北京的街機文化的中心,機臺種類又多又便宜,是80后心中的“打機圣地”,直到2000年初才衰落下去。而盡管沒有正規購買渠道,家用機卻也已小范圍地流進了鼓樓居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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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00多年辦學史的鴉兒胡同小學

“第一次接觸游戲是5歲左右,大伯帶來一臺游戲機,只能玩那種乒乓球類的游戲;手柄沒有方向鍵,只能用旋鈕控制上下,往后才有雅達利和FC,”盧鵬這樣向我介紹。

盧鵬,綽號禿子——叫“禿子”卻不真禿——1981年生人,自小在鼓樓長大,職業是通信工程師。盧鵬算是北京第一代家用機玩家,最喜歡的游戲是《莎木》系列。雖然現在工作壓力很大,且已是一個四歲孩子的父親,但仍沒有放棄游戲。

盧鵬說的主機是任天堂1977年推出的第一代家用機產品Color TV-Game 15,今天收藏品市場的“神器”,有市無價。80年代前后電子游戲畫面十分簡陋,讓今天的玩家提不起興趣,但迅速征服了那個年代的用戶:“就像第一次開車那種興奮,手的動作可以直接導致電視畫面上有相應的變化,感覺無比神奇。當時大人對游戲也沒什么成見,全家人圍一起玩,輸的下去了立刻有人補上,大腦一直處于高度興奮,不知道餓,不知道困那種。”至于這臺游戲機的來歷,盧鵬也不是很清楚:“大伯是做生意的,可能是他從國外買的,也可能是借的——因為我們家玩了一段時間,機器就突然不見了,可能是還了。”盧鵬的經歷具有一定代表性,我們還采訪了另外三位在鼓樓長大的“80初”玩家,他們的經歷大同小異,基本都能追溯到雅達利時代。

不過鼓樓出現北京第一家游戲門店卡姆樂屋,卻是個實實在在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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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

游戲的鼓樓,鼓樓的游戲

卡姆樂屋是北京第一家電玩專營店,在鼓樓經營了30年,我去采訪時才剛從鼓樓搬到20多公里外的京西隆恩寺地區。這里是老板藍姐的家,一間很寬敞的兩居室,但各種商品貨物堆起來再加上幾位店員,還是顯得有點擁擠。“因為鼓樓周邊的市政規劃要減少商業,不給續營業執照了,咱們肯定要支持政府,”藍姐講道。“我們在太陽宮組了一間店鋪,還在籌備階段,之后會把店遷到那去。”

卡姆樂屋的創始人姓王,是藍姐的叔叔。王老爺子打小癡迷機械和電子設備,曾經對著雜志教程組裝過電子管收音機,后來入伍當過裝甲兵,有一身機械工程師的本事。老先生今年60多歲,發色全白,但身材瘦削輕健,腰桿筆直,能看出一股行伍的干練。

80年代,王先生在一家報社當記者,因為工作關系認識了臺灣三洋電子的朋友。當時三洋正在研發自家的FC兼容機“小精英”,王老覺得這才是自己興趣所在,便辭掉報社工作加入三洋。游戲機上市后,老板覺得臺灣市場還是比較小,打算把產品推向大陸,于是回家鄉創辦了卡姆樂屋。卡姆樂屋開始只做三洋產品的代理,后來隨著主機世代的發展,漸漸把銷售范圍擴展到了所有機種。之后老先生年紀大了,不常去店里,就把店委托給了藍姐。

卡姆樂屋最初選址在西直門。1988年,因西直門馬路拓寬要拆遷,王老板將店遷到了鼓樓腳下地安門外大街96號——斜對1952年創辦的地安門百貨商場的黃金位置——鼓樓第一家游戲專門店就此扎下了根。當時去鼓樓也沒什么特別的理由,只是因為王老板的親戚在那有間門臉房,環境還不錯,就搬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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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姆樂屋舊址

88年的鼓樓遠沒有今天繁華,過馬路都不用看紅綠燈,街上根本沒幾輛機動車;東大街上買賣家不多,基本是住戶,也見不到那么多新潮玩意。藍姐說:“我們隔壁是家裁縫鋪。那個年代家庭教育普遍比較開放自由,家長心態平和,不會因為沒考上重點就歇斯底里,對游戲也沒有那么大成見;學生壓力沒現在大,放學早、作業少,回去就是玩,但娛樂方式比較有限。”卡姆樂屋的出現,在鼓樓地區投下了一顆種子。

當時卡姆樂屋的客源主要來自周邊的學生。他們對游戲接受度特別高,以致店鋪不打廣告、不提供試玩與演示,只靠口耳相傳,來買機器的人就絡繹不絕。藍姐回憶那時店鋪的火爆程度:“最火的時候店里是站不下人的。我們周末開張晚,到店經常發現還沒開門,門口已經排起長隊了。”

1988年是改革開放十周年。經過十年快速發展,北京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對比改革開放前翻了三倍,達到1437元——注意這可是年收入!對那時的國人來說,游戲機仍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卡姆樂屋銷售的“小精英”主機最初定價800元,卡帶平均100多一盤,貴的可以破200——買一臺主機帶三個游戲幾乎就掏空了普通人一年的收入,所以游戲機暢銷,某種程度上是當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寫照。但是換個角度說,80年代末沒有今天這么花樣繁多的消費品,人們物欲也不高,真有想買的東西,攢錢的能力和意愿比現在要強。

鼓樓:“中國秋葉原”三十年浮沉錄(上)

小精英游戲主機

經濟水平也定義了鼓樓地區獨特的游戲文化。除北京鼓樓外,“包機房”曾一度風靡全國,直到PS2中后期才漸漸淡出中國玩家的視野。這些包機房每小時收費6-10元不等,比今天的網咖還要高,與買機器相比實在不劃算,但卻是很多家境一般的學生接觸主機游戲的唯一渠道。然而在鼓樓——北京最大的電玩集散地——這類租賃服務卻一直非常罕見。間或有一兩家,也是因為店老板本人是玩家,在經營閑暇有自己玩的需求才設立的。我們采訪了多位店主和玩家,大家一致認為可能是這一地區的家庭經濟條件較好,感興趣的大多直接買了,對包機需求不強。

總之,卡姆樂屋在鼓樓渡過了十分風光的第一年,隨后,鼓樓的游戲店便如雨后春筍般生長起來,這時已經有了七八家。“(游戲店大量落戶鼓樓)理由不謙虛地說,是看我們買賣好,”藍姐說到這,像銀鈴般笑得很清脆。“另外當年大家普遍收入就那樣,上班待遇也就那么回事,所以很多人傾向自己干點買賣,比較自由。”

不過這時期的店鋪大多比較短命,普遍撐不過一年。FC時代的鼓樓與其他商圈比較,并沒顯現出日后發展成電玩中心的相對優勢,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當時客戶對大商場的盲目信任。

80年代末的經濟條件決定了那時購買游戲機和卡帶對家庭來說是一項高支出的重大決策,孩子基本是沒有話語權的。而那個年代的父母比起私營的專門店還是更信賴大商場或者國營商店,所以即便鼓樓住戶家門口就守著很多游戲店,很多家庭還是傾向坐車去幾公里外的大商場買機器。鼓樓在游戲領域甩開其他商圈決定性的分野是世嘉MD時期,這是源于專營店的經營者對行業更深刻的理解。

軟件是產業的核心——任天堂確立的這一準則早已成為業界共識,但在當年,很多大商場和國營商店的經營者根本沒有“軟件本位”的概念,仍然把銷售硬件當做核心業務。這就導致這類店鋪或因不重視,或渠道能力差距,卡帶種類少,且大多不提供二手服務。鼓樓店家則能反其道而行,因勢利導,發展出了專業化的服務。FC時代,卡姆樂屋就率先推出了卡帶置換服務,舊卡帶可以折現或加錢以舊換新,降低了軟件的價格門檻。王老板在白板上手寫下長長的細則,對二手卡帶的成色及折現標準都有明確的規定,該業務很快便在整個鼓樓普及開來。二手服務再加上專業游戲門店集中帶來的天然整合優勢,使MD時代的鼓樓卡帶種類齊全、價格便宜,成為玩家購物的首選。

另外,當時鼓樓店家銷售的游戲機多為自家仿制的兼容機。這些機器品牌五花八門,質量良莠不齊,故障率遠高于日本原裝機,但也因此,店家獲取零部件比較容易,且不少老板和卡姆樂屋的王老爺子一樣是工程師出身,能提供售后保障和維修服務——這些服務在沒有行貨的年代解決了消費者的剛性需求,遠勝過商場里那些機器一出問題就抓瞎的導購。

以上兩個原因,使鼓樓一舉確立了自己在眾多商圈中的優勢地位,也漸漸形成了中心化傾向。91年前后,鼓樓已經聚攏了相當龐大的玩家群體,初步形成了聚合優勢與良好的玩家社區氛圍,帶動了周邊街機的火爆,街機廳從小西天開到鼓樓周邊,甚至開進了鼓樓里面。

“那時候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做得不好,鼓樓院墻里就有街機廳,最開始是占用鼓樓邊上的角房開的,后來直接搬進了樓里。店門口總是淅淅瀝瀝停著幾輛自行車,每到放學時間就被圍得水泄不通,”柳楠回憶道。

柳楠跟盧鵬一樣是“鼓樓腳下的孩子”,鴉兒胡同小學的學生。盡管他步入社會后就不再玩游戲,但提起當年經常駐足的鼓樓幣廳,回憶卻馬上在眼前暈開,童年的光影仍歷歷在目:“門口掛著竹簾,到冬天還要加釘一層棉布。掀門簾進去,里面聲音很嘈雜,靠墻擺著街機,游戲以三國和《街霸》為主——我們都喜歡《街霸》,但機臺總被高個孩子霸占,很難玩到。當年一幫孩子里我是跟老板關系最好的。那老板約莫30來歲,有個1米7多點的身高,方臉,身材胖乎乎的,人很Nice,我們幾個相熟的孩子去了經常賒幣,老板也不介意。鼓樓里面還有家錄像廳也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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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這里曾是一家街機廳

根據楠哥回憶,當時鼓樓周邊還有兩三家街機廳——今天后海游船碼頭的位置過去就是一家,只不過去那家打機的人龍蛇混雜,小孩子去了鮮有不被劫錢劫幣的,所以他們一般只往鼓樓跑。

鼓樓街機廳一直營業到93、94年,后來政府加強了對當地文物古跡的保護,便將這些非法圈占古跡的商鋪取締了。不過換個角度思考,在有700年歷史的文物古跡里開街機廳,老板也算完成了一項輝煌的人生成就;更甚者,恐怕放眼世界,也再找不出第二家選址這么奢侈的游戲店,堪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中國秋葉原”

命運就是這么神奇,以鼓樓街機廳關停的94年為標志,正好可以將這一地區乃至家用機發展史劃分出兩個時代。

94年底同期推出的世嘉土星和索尼PlayStation(下簡稱PS)堪稱主機史上的“絕代雙驕”,二者的對壘將家用機拉進了32位時代。而從94年起,中國經濟經歷了飛速發展,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4731元,環比93年漲幅高達22%,并在此后十幾年里翻了數倍,人民消費能力顯著提高。這年還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國第一本游戲雜志《GAME集中營》(《電子游戲軟件》前身)創刊,玩家有了自己的輿論陣地,鼓樓的商人也因此找到了口頭傳播之外的宣傳手段,開始嘗試在雜志上投放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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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早的游戲雜志《GAME集中營》

各種客觀社會條件都十分積極,使鼓樓從94年起迎來騰飛,到土星/PS中后期,周邊游戲店數量已增長到20多家。廣告效應加上一些北京學生長大去外地念書,將鼓樓的名聲傳播到了其他地區,使其影響力逐漸從一巷一城輻射到整個北中國。藍姐說:“FC時代就偶爾有從北京周邊跑來的客人,土星后期鼓樓就名聲在外了,有顧客特意從其他省份過來——比如山西、內蒙——也不再是什么新鮮事。讓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客人是暑假從遼寧騎自行車過來的。”

不過那個時期對鼓樓的游戲店來說也不盡是好事。90年代中期,社會輿論對游戲的風向開始轉變,也偶有帶著孩子來店里卻反悔的家長,更甚者有時矛盾激化,家長會當著大庭廣眾打罵孩子,這是藍姐以前沒見過的,對此她很不認可:“說游戲影響學習,我覺得是你沒教育好吧?我們老顧客‘學霸’多得是。我覺得,既然帶孩子來了,證明你在家肯定答應他了,那就別讓孩子在外面沒面子。”

但總的來說,94到08年,鼓樓亞文化圈仍是蓬勃向上發展的,這條老街也因此成了年輕人的聚集地;年輕人增多,反過來又吸引其他新潮行業在鼓樓落戶。

跟隨游戲步伐,第二批進駐鼓樓的是賣盜版影視、音樂光盤的小販。這些商販都是小本經營、流動性強,不適合整租店鋪,只能依附游戲店生存。他們每月付店主1000來塊錢,在店里承包一個柜臺兜售自己的商品;而有人分攤房租,游戲店主當然也樂意合作。

賣影視、音樂光盤的小販與游戲商走的完全是兩個渠道。這些人手眼通天,路子很野,商品更新極快,上架一周的電影、專輯就能在鼓樓找到盜版,而且中外資源都有,品類齊全。最初,游戲商和影視盜版商在一間屋檐下做買賣,彼此形成了一種默契,涇渭分明,不會涉水對方的領域。然而后來,部分游戲店主發現這些盜版影音產品受眾比游戲廣,銷路很好,而且生產技術成本更低,不依賴東南沿海供貨,潛在利潤可能比游戲還高,便在自己本行經營有余力的前提下開始兼賣影碟,不再向小販轉租柜臺。

盜版音樂和影視產品進一步鞏固了鼓樓年輕人聚落的地位,緊接著,樂器行、高達模型、輪滑、趴賽、潮牌、籃球鞋等潮流玩意一股腦涌向這條老街,“98年我打工的時候鼓樓大概有四五十家游戲店,樂器行已經很多了,高達模型剛開始有,”鼓樓東大街酷玩e代的高健老板這樣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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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

高健,1979年生人,家住小西天一帶,打小便常流連于周邊各街機廳,最愛《侍魂》,從雅達利開始接觸家用機,此后成為鼓樓游戲店的常客。跟大多數孩子的童年一樣,高健的父母極其反對孩子打游戲,親子沒少為此鬧矛盾,打罵也是常有的事。當時高家電視尺寸比較小,為了限制小高健打游戲,父母出門或睡覺前會把電視搬到衣柜頂上——不曾想小高健雖然搬不下來,踩著椅子手指卻剛好能夠到電視開關,他就保持仰著脖子的姿勢在夜里偷偷玩。

1998年高健高中畢業,家里給他找了幾份差事,但他除了游戲,什么都不想干,于是選擇到鼓樓的游戲店打工,月薪600,不包吃住。

2000年,高健打工的店老板不想干了,此時高健省吃儉用攢下一點錢,他和一位同樣喜歡游戲的發小商量,二人合資在鼓樓另一家店里盤下一個柜臺,自主銷售PS2等游戲產品。但好景不長,經營一年多后兄弟失和,高健選擇了離開。至于鬧掰的理由,高健以“一起做生意常有的事”輕描淡寫地帶過,我便不好意思再問。

從陣痛中恢復后,打工時代就夢想擁有一間自己的店的高健決定賭一把,玩回大的。他哄騙父母說想干點“正經買賣”,需要一筆投資,老兩口還以為兒子轉性,愿意做點正經營生了,歡天喜地給兒子投了一筆錢。然后2003年,鼓樓東大街213號多了一家叫“酷玩e代”的電玩店,打工的“小高”搖身變成了“高老板”,為此父親氣得好幾天沒跟兒子說話,但木已成舟,除了接受也別無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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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年左右的酷玩e代

聽了這些個人經歷,我笑著說高老板恐怕是天生注定要干這行的:他出生的1979年是國家正式施行改革開放第一年;他是國內第一批接觸家用機的玩家;他打工的98年是土星和PS在中國最火爆的時候;他和哥們盤柜臺做生意的2000年索尼推出了劃時代的主機PS2;他開店翌年,在中國引發風潮,后來成為“街機”的PSP上市——高老板每次決策都趕上了主機在中國發展的大“風口”,命運之奇妙,有時候不得不服。

“當時鼓樓東大街剛開始商業開發,很多臨街的房子開墻打洞改建成商鋪,地租比地安門外大街便宜不少,所以2000年前后出現的新店基本都開在這條街上,”高老板向我們詳細介紹起他創業時鼓樓周邊的環境。

率先將動漫元素帶進鼓樓的是高達模型店。由于二次元和御宅文化天生就與游戲親和力更強,相關店鋪和業務以令人驚詫的速度在鼓樓擴張。短短一兩年,小販手里的盜版影碟就迅速被盜版日本動畫光碟取代,并且買賣比以前還要紅火。其中1999年開始放映的《海賊王》、2000年的《火影忍者》和2002年的《高達SEED》風靡達數年之久,是拉動鼓樓動漫市場的“三駕馬車”。

因為動畫光盤銷路實在太好,成本又低,以至于周邊的小賣鋪、服裝店、手工藝品店這種主業與二次元八竿子打不著的商戶也進來摻一腳,在店里擺上了成箱成冊的盜版碟,使鼓樓做動漫相關生意的店鋪實際數量已超過游戲店。同時,由于顧客選擇太多,對商品種類和到貨速度的要求也越來越苛刻,像《火影忍者》這種人氣番劇,如果某家店新碟到貨速度比其他家晚上幾天,客人立馬不認可你,以后都不會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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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樓的盜版DVD

街道兩旁專門的動漫周邊店也多起來了,這些店銷售的周邊絕大多數是國內作坊生產的“山寨品”——不過正版模型、手辦做工確實比國貨精良得多,這類商品一直是正版居多。另外,一些比較大的周邊店會銷售正版的動漫、游戲原聲CD,這東西當年全北京幾乎只在鼓樓有。

激烈的同業競爭也倒逼鼓樓商家推出一些個性化、專業化的服務來增強競爭力。比如鼓樓的模型店提供代組服務——一些單純喜歡高達動畫卻從沒玩過組裝模型的“小白”,如果擔心技術潮浪費了寶貴的模型,可以委托店家找高手代組,只收50-100元不等的工本費;有時“大手子”們也會拿自己做的成品委托店家寄售。這些成品做工精良,售價卻比未組裝的板件還低,是只有陳列需求的輕度玩家非常好的選擇。靠近核心用戶、聚合優勢、多樣的服務和靈活的經營手段使鼓樓成了北京的模玩手辦和動漫中心。

這時期鼓樓店鋪競爭激烈,淘汰率非常高,大量店鋪一兩年就倒掉;而部分標榜“XX年老店”的鋪子,其實也只是保留了招牌,實際經營者已數次易手。但總地來說,到04、05年,伴隨著PSP和NDS兩臺現象級掌機的出現,鼓樓周邊游戲、動漫、音樂等各種亞文化都十分繁榮,達到全盛。一些外地“御宅族”來北京旅游,鼓樓往往也被列入必去景點,頗有點“朝圣”的意思;網絡上,逐漸開始有人將鼓樓稱為“中國秋葉原”。2008年,國內著名游戲公司久游代理了萬代官方正版網游《SD高達OL》,在游戲的官方論壇,久游特意開辟了“北京鼓樓”專區,專區描述就是“中國秋葉原”——這是第一次有比較官方的機構承認北京鼓樓在ACG領域的商業領軍地位。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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